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设在张发奎部,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统战工作。张发奎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地方实力派,北伐战争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比较好,依靠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和叶挺独立团的先锋作用,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抗战爆发后,他赞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想在部队中重建北伐时期的政治机构,以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战斗力。由于蒋介石的反对,没有成功。张发奎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是有区别的,他与蒋介石之间存在派系之间的矛盾。在张发奎部亦有些高中级军官倾向进步,坚持抗日的立场。特支领导分析了张发奎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从实际斗争情况出发,对张发奎采取“支持、团结、促进”的做法,只要他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立场,就给予坚决地支持,维护其威望,不损其利益,不挖其墙脚。特支成员以他们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赢得了张发奎的信任。左洪涛和共产党员、左联作家何家槐都是张发奎的侍从秘书,张发奎的演讲稿和公开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由他俩为其撰写的。他们巧妙地把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融合进去,变成张发奎的话。这样对宣传民主、团结抗战,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抗战、持久抗战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做那些持中间态度的人的工作,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有一定的影响。特支成员利用张发奎有抗日的思想多做工作,促使其与蒋介石集团的消极抵抗路线对立起来,走到真正抗日救国这方面来。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在这种情形下,张发奎没有追随国民党顽固派置抗日而不顾,而是始终坚持中立的态度,他是当时国民党12个战区中唯一没有发表“声讨"新四军之类的反共通电的司令长官。说明共产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和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说明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支的成员不仅积极做张发奎的工作,还做长官部中高级军官的工作。他们在四战区长官部内勤奋学习,广交朋友,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如:吴石和陈宝仓(两人为中将正副参谋长)、高若愚(中将高级参谋、办公厅主任)、张文(中将顾问)、张励(中将军务处长)、黄和春(中将兵站总监)、黄中廑(少将参事)、麦朝枢(中将秘书长)等,他们都是长官司令部的重要人物,是张发奎的心腹,争取做他们的工作,对于抗战无疑是有利的。特支的成员利用工作关系和他们多接触,结交朋友,搞好共事关系。互相接触了解,年深日久,日渐情深。他们的态度逐渐明朗,积极支持抗日,同情共产党。在他们当中,有的后来成为情报战线的英雄,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特殊贡献;有的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全部力量。

特支成员在四战区内除了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四战区政治部和特别党部是蒋介石安插亲信、抑制张发奎的部门,特支成员在工作中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在贵州独山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的特支党员杨应彬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学校中的特务在信检中发现外面有人写信给杨应彬,信中有倾向进步的语言,于是向杨追查。杨感到问题严重,即将情况向四战区特支报告。为了使杨应彬摆脱困境,继续在校学习下去,左洪涛利用张发奎的关系来解除中央军校对杨应彬的怀疑。左洪涛找到张发奎,汇报了杨应彬在军校学习的情况,说他学习很努力,无论学课、术课考试成绩均第一。张听了很高兴,并叫左代他写信给军校主任韩汉英,要他多多关照杨应彬;另外还叫左代他写信给杨应彬本人,赞扬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并期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后必定前途无量等等。杨应彬拿这封信给校当局看,校当局见杨是张发奎手下的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张发奎的两封信对杨应彬起到了化险为夷的作用。

1944年桂柳大撤退期间,国民党为了堵住军内外的批评意见,中统柳州通讯处负责人密电蒋介石侍从室,左洪涛、麦朝枢、黄中廑、何家槐四人“思想左倾”“行为可疑”,要求中央查究。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介石的名义密电张发奎查究。张便把麦朝枢和左洪涛找去(当时黄、何两人已后撤),把电报给他们看,同时提醒他们今后要注意言行,不要“授人以柄”。然后要左洪涛以他的名义复电蒋介石说:“麦、左、黄、何随职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云云,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