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 旗
沈章平 曾公朗 邓 莹
四十一年前,我们三人都是中共柳州地下组织的党员,同在龙城中学当教师。1949年9月,龙中被国民党反动派解散。不久,国民党的柳州警备司令部霸占学校的主要建筑和设施。已经失业的教职工被赶出宿舍,退居到鱼塘边的一栋旧木屋里。校董会为了保护剩下的校产,授权教务主任沈章平以校产保管员的身份住守学校。党组织指示我们团结职工坚守阵地,一方面监视和探测国民党华中军政委员会和柳警司的活动,一方面秘密开展迎接解放军的工作。
为了及时了解局势,沈章平化名王梓生进入市区,住在党的外围组织广西民主人士联合会成员叶湘的家里。他和叶湘经常在深夜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有一天晚上,他们收听到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国都定于北京,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沈章平用心地记下了国旗的尺寸和制作图案。这一特大喜讯,象火炬照亮了心头,激动得热血沸腾。一面鲜艳的国旗仿佛从心中升起,飘扬在龙城上空。
沈章平回到龙中,即和曾公朗、邓莹密商制作国旗迎接解放。邓莹毫不犹豫地拿出做伙食费用的两块光洋,买了一块红布和一块黄布,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搜查,她编好了应付敌人的“口供”——布料是给娃仔做背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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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上旬,我军发动解放广西的战役后,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兵临柳州城下。24日下午8时,桂系头目白崇禧见大势已去,仓惶乘飞机逃离柳州。国民党在柳州的残兵败将成了无头苍蝇,各自狼狈逃命。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准备破坏城市后逃遁。我们召集留校的教职工商讨应变措施。大家认为,龙中是敌人的眼中钉,柳警司逃走前可能炸毁学校或屠杀洗劫我们,而我们只有守护校产的1支步枪。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必须紧急撤出龙中。于是,我们一起转移到中山东路的柳庆师范借宿。撤走之前,邓莹和当时患病的李碧珍(曾公朗的妻子),抓紧时间缝制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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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用柳师的教室,打地铺住了下来。当时,柳师住满了被国民党欺骗胁迫南逃的流亡学生,他们都是山东昌潍中学、河南省女中等校的师生,由于对形势不明,已慌乱成一团。有些夫妇、母女在抱头痛哭;有的惶惶无主,焦躁不安。据说。某校负责人竟在街上“拍卖”女学生。我们则抓紧时机向他们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劝他们安定下来等待解放,不要再跟着反动派逃跑。很多师生听了我们的话,和我们交上了朋友。结果,他们大多数人都留下来等待解放(解放后,市军管会收容和遣送他们回家乡)。
11月24日深夜,柳州城兵慌马乱,敌人狼狈逃窜。我们彻夜未眠,远处传来枪炮声,我们想,柳州的天快“亮”了。邓莹和李碧珍紧张而兴奋地完成了制作国旗的最后一道工序——剪缀五颗金星。25日清晨,北站方向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最后一批敌兵失魂落魄地往河南方向逃去。拥塞在庆云路至小南路车渡口的一长串军车,象一条死蛇瘫在马路上。街道上又传来队伍跑步的声音和稀疏的枪声。我们估计是解放军正在追击和搜索残敌。大约是8、9点钟光景,沈章平、曾公朗和校工老梁,按原定的计划开始行动,联络口令是“立鱼峰”,目的地是培新路。因为那里有银行和物资仓库需要保护,还有可以升旗的高层楼房。沈章平怀揣国旗与曾公朗和扛着步枪的老梁,情绪高昂地冲出校门,一下子就跑到了培新路珠江大酒家门前。几个国民党的伤兵,一瘸一拐地仓惶地从培新路下坡往浮桥方向逃去。酒家大门敞开,店堂堆满布匹和军事物资,文物古玩遍地狼藉。经过认真搜索,发现丢弃的文件和包袋标志,证实是敌军的后勤部门。老梁负责持枪守着大门,沈章平和曾公朗直奔二楼、三楼,一鼓气冲上了楼顶。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还挂在顶楼的旗杆上。沈章平一把将它扯下来踩在脚下。接着,将五星红旗系在旗杆上。我们面对着晨光中飘扬的共和国旗帜,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国际歌》,两行热泪滚出眼眶。是呵!我们舍生忘死地在黑夜里战斗,盼望的就是这一大啊!从楼顶往街上一看,上街迎接解放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欢呼;“看呀!珠江酒家楼顶飘着红旗!”“柳州解放了!柳州解放了!”我们下了楼,仍旧守卫着大门,直到解放军来接管后才离开。
我们一群人马上搬回龙中住宿,准备复校开学。当天,从沙塘带解放军进城的地下党员关浩桐到龙中与我们接头,商量编写欢庆解放的壁报。我们共同动手,抄的抄,画的画”最后用五星红旗作为报头。几小时后,这版壁报就在白崇禧住过的中国银行门口的墙壁上贴了出来,吸引了很多群众观看,不少人向我们打听五星红旗的尺寸和制作方法。
“是龙中地下党做的五星红旗”的消息传开了,裁缝店的师傅们和一些学校的师生。纷纷来找我们要国旗的图样和尺寸。我们就刻印了几百份国旗图案和制作说明书,广为散发。一两天后,全城红旗飘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云霄。柳州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